也许是因为烧退了些，襁褓中那婴儿睁开了眼睛，肉乎乎的小手伸在半空中不停地挥动，捏住了武藤一根粗壮的手指。
“就是一般的炎症，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舒莱曼不太会那些专业词汇的中文发音，便用英语对王良明讲了下，再由王良明把这话转译成中文说给那女人听。“我给你拿四片阿司匹林，还有六十毫升的止咳药。你回去后，对着我写给你的说明，给他按时按量服用就行。”
“真是谢谢您了。”那女人答谢着他。同时她很好奇，眼前这个人在镇上尽管从未谋面，可乍一看，却好像也是位非常不错的医生。望着飞行员头上缠绕着的一圈绷带，睨了睨他吊在胸前的左臂，女人关切而有点疑惑地问了句：“您是最近才到这里来的？”
王良明生怕武藤说错了话，再捅出什么别的大篓子，抢先替他回答了：“这个陕西人，前些天走商帮，在山坡上摔坏了胳膊，就打算先在这里养养，以后再说。”
伴随着龙头里涓涓细流滑落到餐具上，发出哗哗声响，王良明听见舒莱曼又开始和飞行员用德语对着话。他明白，依着自己这半瓶子醋的水准，肯定是无法听懂了。但是，当他一看到武藤挺直了身板，用军人在部队里那种下属回答上级的严肃口吻回答着舒莱曼的疑问时，就感到很是头疼：这误会真是彻底闹得越来越大了。
本来正弯腰翻腾着柜子里药品的舒莱曼，动作立刻停了下来。王良明心里面咯噔一下，有点害怕。他担心，若是这两人继续方才的那般僵持，恐怕，会搞出什么不愉快的事情。
舒莱曼思考了半晌，默默地起了身。王良明感到非常紧张，见德国医生踱步到桌子跟前，把挑拣完的药品在桌子上放好，松开了手。可他再仔细一瞧，摆在不远处的，却正好是两片阿司匹林，和只有小半瓶的止咳药。
的眉头皱得更紧了，看向舒莱曼的眼神也略有些冷峻。
越弄越糟糕的局面，让王良明几乎要忍不住，想狠狠抽自己一个大嘴巴子。不过因为武藤昨天晚上的‘告诫’，还会时时在耳畔回响，他右手的冲动最终被生生地忍了下来。
“舒莱曼先生说他给你”王良明正一边埋头写着处方单，一边对女人解释着舒莱曼的话，方才一直沉默着的日本兵却突然摆了下手，示意他停止。“我觉得用两片药就够了，”武藤用英文对正在药柜里找药的舒莱曼讲道，“止咳药也减半。”
王良明有些惊讶地面对着这戏剧性的一幕又一幕，一时间发觉，意识都开始有些断片了。这时候，他又见武藤从自己那里拽走了写到一半的处方单，利落地拿笔把“4”改成了“2”，径自对那女人讲道：
“东亚人的体质，和西方人不同，不太适合过多地使用抗生素。”飞行员颇为得意地回答着舒莱曼，显出一派胸有成竹的自信。“所以，生了病，最重要的是调养，要靠自身的免疫力来消灭病毒。抗生素只能用来作为一个辅助。最重要的，是要靠身体机能来进行调节。”
王良明赶忙想提醒武藤别再继续说了，日本兵却毫不在乎地冲他扬了下眉头，撇撇嘴。舒莱曼也没转过身，只是静静地问了一句：“为什么？”
“去把这个拿走，和王良明一起整理清楚吧。”德语的谈话终于又切换回了英语。武藤点头答应了一下，单手接过了档案袋，就朝正站在水池边干发愣的王良明走去。不过这时，诊所大门的门铃突然响起。紧跟着，不等他们开门，一个女人便抱着一个不停啼哭着的婴儿，直接进来了。
舒莱曼这时把手头的文件放到了一边，抬头瞅了眼面前好似准备将自己当作罪犯，在审判一样的日本兵，又瞟了下不远处水池旁正尴尬地洗着盘子的王良明，潜意识里，基本上拿定了点想法。
“舒莱曼先生，我孩子好像发烧了，您帮着给他看看吧。”那妇女把孩子抱到了舒莱曼跟前。舒莱曼拉过来把椅子，要她坐到自己的办公桌旁边。接着，他就打开了裹着孩子的小绒被褥，拿了手电和压舌板检查了下孩子的喉咙，又用听诊器听了听心跳，便重新把孩子的襁褓盖好。
“这孩子还蛮有力气，将来肯定有出息啊，好好带，不过别给惯坏了。”武藤笑着对那女人说道，还用手指轻轻刮了一下那孩子的小鼻子，婴儿便立刻咧开嘴，嘎嘎地乐了起来。
舒莱曼是这个镇子里唯一完全精通现代医疗的人，同时在‘旁门左道’方面，知道得也比很多人要多。因而，他的许多话，在镇民们的眼里，基本上就等同于权威，与镇长不相上下。可是现在，居然能凭空冒出这么一个人，要开始质疑他的说法了。
他羞愧万分地转过了头去。因此也没注意到，半晌过后，舒莱曼嘴角扯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把桌上的一个档案袋递给了日本人。
“你回去后，最好再给他煮一点橘子皮水，这种最自然的食疗，消炎的作用十分明显。”女人接过处方单和药，连连对他答谢。飞行员从桌子对面伸过手去，把裹着婴儿的那层厚厚的小‘被子’打开了些，告诉那女人，“不用裹那么严。小孩子火力大，天气又热，更得放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