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八年我因伤复员时，拒绝了返回原籍的安排，负责登记的人看起来很是疑惑，他问我：“那你要去哪里呢？”那时由于反复感染，我右侧膝盖以下已被全部锯去，小腿侧的被褥陷进去，像是一片平原，我说：“回沧城。”
彼时沧城已经解放，虽仍是城垣倒塌、污水遍地，但总的来说，与八年前我所见的样子已然大不相同。我找木匠打了一个能固定在肩上的担子和一副拐杖，这样我便能一边卖货，一边在沧城和它附近的村子转悠。路上偶有同我一般缺胳膊少腿的人，我们时常匆匆对视一眼又扭过头去，好像总有某种东西总将我们系在一起，某种我们都尽力逃避的东西；有时能见到三五成群的学生从我面前走过，面容干净。近几年我对于知识分子有种别样的亲近，在我随意在路边石头坐着休息时，经常望着学生发呆。
就这样过了三年，我终于找到了郭子。
那天我在郝村里转悠，突然有个青年叫住我，他下半张脸有道骇人的伤疤，手里牵着一个三四岁娃娃，乌黑的大眼珠子直勾勾盯着我手边的拨浪鼓，他问：“你这有针线吗？”他说话虽然是沧城腔调，但却带着南方口音，在这个北方城镇里显得格外突兀，我不由自主的多看他两眼，越看越觉得他眼睛真像郭子。还没等我开口询问，青年突然大叫一声，直直盯住草帽下我的脸，又低头看看我空落落的裤管，眼里马上落下滚烫的泪来，好像想开口说些什么，却只能发出一声嚎哭。
如此我便找到了郭子。
郭子把我带回他家。一路上絮絮叨叨地，他说他现下住在郝村，六年前已经同郝村里一个姑娘结了婚，还有了两个娃娃；还说他前几年参加了沧城的民兵队，专给华北的大部队送粮送穿的，常年不在沧城，不然就可以早点遇到我……说到这，他又落下几排眼泪。我瞧他伤心成这样，忍不住逗他，怎么还和以前一样爱哭！从前就是营里的豆腐，现在当了爹，怎么是变成了老豆腐？他被我逗得笑起来，伸手抹去眼泪鼻涕。这时我俩已经走进一个院子里，他扶着我坐下后给我倒了碗水，又急匆匆地走回里屋翻箱倒柜的。过不一会儿，拿出一个几乎是崭新的蓝色布包给我：“营长！你看我一直留着，就是想……就是想……有一天……”他不知想到什么，又抱着我哭起来。
我们闲聊起来，等到郭子媳妇回来，夫妻俩张罗着留我吃了顿午餐。我把蓝色布袋放进衣服隔层里，紧紧地压在心脏的位置，看着他俩热热闹闹地在厨房张罗，孩子们拿着我刚给的小玩具满院子乱跑。真好，真好啊。后来郭子和他媳妇想留我在他们家住，说这样能照顾我，我红脸白脸都唱了一通，好说歹说才让这对小夫妻打消这个念头，给他俩留了我在沧城的地址，他俩才放我离开。
我回到家时太阳还没落山，我便趁着日光赶紧从衣服内拿出那个蓝色袋子，小心翼翼地放在桌子上打开，里面东西不多，一个用丝绸包好的手镯，还有一本记事本。还好还好，东西一样不少，我放下心来。
我记了八年，找了三年的东西，我执意回到沧城的原因，终于找到了。
我把东西小心翼翼地包好，抱在怀里，睡了十年来最安稳的一觉。
往后郭子时常来找我，只是我是个走街串巷的货郎，我俩时常是遇不上的，有缘遇上时我俩便寻个路边茶馆，喝点黄酒，配点花生，聊我俩最近的生活，聊沧城最近的变化，聊国家最近的形势，我们好像达成了一个密谋，并不怎么聊从前。我通常会在和郭子聊完的晚上回家翻出镯子，能一直看到天亮；我从来不会翻那个记事本。如此又过了三年，郭子给我找了个工厂的活计，说这样他和媳妇都能放心，这次我实在推拒不得，便应下了。
在工厂没干多久，我得知工厂的工人们在下班后会去夜校，我也跟着去了。那时中国遍地文盲，我一个四十的人在里面也不算突兀，只是我学得格外努力，格外认真。这股子猛劲感动了教我们识字的专员，他某一天送了我一本书，说这是《新华字典》，又细细教了我使用的方法，我很感激他。
晚上我就把那本笔记本拿出，我仔仔细细地抚摸过泛黄的封皮。这本笔记本的封面我早已看了多次，每一道褶皱和泛黄都在我的脑子里，只是我从来不会打开。我不知道我做了多久的心理预设才翻开第一页，清秀隽丽的字迹仍清清楚楚地留在纸上，真好，真好。我把纸上的每一个字都一笔一划的抄到我自己的小笔记本上，抄完一个，就查一个。开头两字最难，我抓耳挠腮地翻了一通才找到，磕磕绊绊地念它的拼音：
“七……清……卿、卿。”
一瞬间，我好像又回到了那片草坡，有一个人紧紧地抱住我，不厌其烦地在我耳边重复：“卿卿……卿卿。”不知为何，我一下子落下泪来。我已经十几年没有流过泪了，打仗时没有麻药直接削rou的时候没有，伤口疼得整夜整夜哀嚎的时候没有，后来见到郭子也没有。我原本以为人的记忆是那么容易消散，只要我极力不去想，这样子八年十年总是会模糊、忘记一些。但我现在发现它是那样的清晰，清晰到好像我这十几年来每一分每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