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知对方的性子，戈达罗习惯地婉拒，手指屈起，碰了碰太阳穴：“我的伴侣会吃醋。”
莫拉夫以为他在说笑，换过了新话题，比如怎么找到更好的住所、运输公司快要倒闭了以及大法官背后的犯罪集团还在接受进一步调查。戈达罗喝下杯里的液体，有点辣，因此加尔替他短暂屏蔽了那股味道。“哦，对了，叛军——”莫拉夫支着手臂，下巴一晃一晃，“应该叫新政府。他们正在研究改善土地和气候的方法，可能以后的里斯星，也能种植玫瑰。”
“哦。”戈达罗的眼睛眯成一条线，对着朋友露出善意的笑容。加尔早就在他的脑海里种满了鲜红色的花，血管在搏动，神经传输信号，仿佛在花丛中不停地交合，他们一直在做爱，但无人知晓。他的意识不断地散发甘甜的香气，加尔这么总结道。
此时，莫拉夫又挑了一杯酒，化学分子相互融合、反应，升腾起气泡：“外面还在下雨吧？总是潮湿。如果尝到了酸味，一定是雨水的错，不是我手艺的问题。”
“是啊，从我回来到现在，不停地下着。”戈达罗呈现出微醺的神色，耳根发红，“没完没了地下。”他琢磨应该买一处什么样的房子，隔音效果要好，在高层；积蓄大概能够支撑他买下快要破产的运输公司，以后就做这门生意，还能帮衬莫拉夫；加尔，加尔，收敛一点，不要再刺激他的敏感带……加尔，加尔。
他亲昵地在意识中叫着。那只玫瑰一样的幽灵同样亲热地回应，包裹着、吮吸着大脑皮层，在他的身体里重新掀起一场粒子风暴。
实不相瞒，如果不是身体出了毛病，我是这辈子都不会抛下乐队的。很可惜，最近我什么都唱不出来、什么都弹不出来，像困在水中的蚂蚁，使劲转着圈，但哪里都走不脱。朋友们劝我，算了，先好好休息一段时间，我们等你回来。
听了这话，我非但不觉得感动，反而生出一种浑身颤栗的厌恶。
一定是错觉。我往行李箱中塞东西，邻居在打孩子，叽里呱啦一顿叫喊，似乎是弹不好钢琴，浪费了钱的缘故。其实这些房子的隔音很差，从一开始住进来，我就发现了，因此我从不在这里练习，有时候隔壁闹得太厉害，我就会过去敲门。这不太管用，小孩对钢琴深恶痛绝，我也是，可那些声音还是不断地响起。房东基本不理事，除了钱，他毫不关心租客们的关系。
我并不是自小就对乐队感兴趣，也没得到什么正经教导，瞎玩，没有目的、没有未来的年轻人都这样，过一天是一天。白天我在快餐店值班，忍受喋喋不休的顾客，晚上就去酒吧。老板从前也浪荡，结婚后收心了，靠接济红不起来的人满足自己的梦。时过境迁，酒吧的客人慢慢多了，可乐队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有时候来了一些大胆的男女，凑过来请我喝酒，我不要，说伤嗓子。
嗓子是很重要的，尤其对可能一直得不到出头机会的人来说，这就是一种投资，包赚不赔。事实上，我，或者说我们，差点就能登上万众瞩目的舞台，那次有个中年男人看上了我的脸，只要我答应，就“前途无量”。当然，我拒绝了，但或许不是我们，有人蠢蠢欲动，我能察觉对方的眼神。
虽然吵架之后我假装无事发生，待在乐队里直到疲惫感强烈到无法克制，但我非常讨厌这样的自己。
医生表示我的状况符合一类神经衰弱病症的反应，太时髦了，我没想过自己会是个病人。我拿着一大袋药回家，搬家那会也将它们塞进行李箱的外层，头几天确实昏昏欲睡，后面就习惯了，吃糖一样，但我还是没办法接触音乐，脑子一片空白。
无聊的时候，我只好坐在窗边看风景，一些深色的鸟频频出现在视线里。我依稀记得，那次我和同伴差点闹翻，演出后坐车不知道去了哪里，路边的树上就停满了这样的身影。
搬进新房子是这段时间唯一一样令我感到有些高兴的事情。房东是个梳着发髻的女人，眼尾有皱纹，可她的气质比外表更老，是沉淀了太久，让人一看就心里沉甸甸的感觉。她让我喊她“惠姨”，有一次我在楼梯间撞见她，她刚从天台下来，手里提着粟米、小米之类的混合物，嘴唇抿得很紧。
“……是我的儿子。”惠姨看穿我的好奇，“很乖的，一点都不吵闹。”
我没见过其他人，说实话，这栋小楼里好像只住了几户人，惠姨在顶层，拥有最广阔的视野和阳光充足的天台；我住在下一层，太阳西斜的时候卧室有点闷热，好在装了空调，水电都挺便宜。房租也不贵，但惠姨似乎很挑剔，当初我登门拜访的时候，她正好送走另一个有意愿租房的人。
等我说明来意，她仔细打量了一阵，又询问我的生日，如果不是为了早点找到地方落脚，加上这地方确实宽敞，我才不会说这么多。不过她非常和气，对我点点头：“嗯，你随时都能搬进来。”
她不像有孩子的人，好吧，这话从我嘴里说出来是在太怪了，我没谈过恋爱，没结婚，更不可能养育后代，居然这么大言不惭——但我就是这么感觉——惠姨的身体不太好，有一晚差点在楼下晕倒了，是我送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