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如己出的儿子如今还在号子里关着,下一代的独苗又倔如牛力。奶奶憋在眼里的湿润,在我的期盼中奔涌而出。或许是觉得我们都亏欠母亲吧,那是我稍微读懂了母
年幼的我们有太多的乐趣,尤其是在即将成年,这最后的时光里,浑身有使不完的活力。好像再不发疯的玩,就没机会了一样,同龄的我们大多如此。当我和王伟超背着鱼竿走到村口,立马跟上来几个呆逼,这里面最奇葩的,当然数蒋婶的儿子,赵新明,我们爆笑点一般都由他挑起。
集体行动,当然有明确的分工,被密集得像仙人掌球的刺苞扎过几次,我当然不愿意站在树下挨打,一来到树下就迅速的爬了上去,拿着竹竿就一通乱敲,一个个形同刺猬的风板像下冰雹般,把树下的呆逼们扎得鬼哭狼嚎。
得益于夏天那段时刻涨到历史洪峰的大水,国家一定是穷疯了,年底的农业上交突破到四千大关,听街坊们议论,田里的野菜怕是也当成了产值来计算,大家都怨声载道。奶奶没顾得生气几天,满脸愁肠的过来问主意。
“这是造了什么孽啊”奶奶做了一句深度的总结。满脸挂着泪痕,身形消寂的走了。随手把院门带上,让人有种与世隔绝的味道,四周寂静无声。
等王伟超怨声载道的跑远,我也失去了光明正大欺负他的机会。敲敲拣拣了半小时,每人都收获了三四斤,几餐的板栗炒鸡肯定是够了。最让我开心的,是王伟超他们都光荣负伤,大家还不能怨我。看着呆逼们额头上隆起的包,和那密集的小红点,别提我多高兴。
你们逼的,你听懂了没有,都是你们逼的”
我们之间的空气有些湿润了,那是泪水的余温,但我不知该怎么去安慰。或许根本就不需要。坚毅如此的母亲,在我面前哭过多次。她依旧沉浸在欣慰的虚幻世界中,对此豪不在意。记不清到底是多久,我只记得那温润的清甜,和痒丝丝的情绪在心里流动。
好在煎熬的时间持续不长,99年就发生了震动中央的“丰城事件”。上万农民为了抗税参与暴动,冲击政府机关,双方发生冲突,死伤数十人。乡长和书记当场被活埋,派出所所长于一干警被当场打死,尸体挂在树上爆嗮示众,农民的怒火可谓触目惊心。为了避免更多范围的骚乱,省抽调警力上千人。血淋淋的代价才换来了农民喘息的机会,全国上下立即停止一切强征上缴的农业税。可这对我家的变化,有点为时已晚。
时逢14岁的我,对钱财上的烦恼,我根本就无能为力,只要奶奶和母亲不愁眉苦脸,疯起来嚣张跋扈的我,毕竟少年不知愁滋味,没几天就把那些事给忘了。吃腻了拍黄瓜,正值深秋,田间地头有太多的美味了,放了假,就跑到小学敲起了板栗。
学校里那些贪得无厌的老师,把能要的早早收了仓,挂在枝头上是些仰着脖子也望不到的,这就是一群爬得比猴子还利索的我们,最后被遗忘的胜利果实。
回到家,母亲不在,和她和好如初后,我就放下了警惕。根本就没把星期天她不在家的疑问放在心里。栗苞我都是对着王伟超敲的,还没等他捡完,我就连敲几杆,他当然被砸得很不服气。苦着脸和我回了家,两大包破麻袋捆起来的板栗苞往门口一丢,就相约去河边钓鱼。
赵新明的鱼线被老鼠咬断了,他就如驻提的河狸,抱着竹竿坐在河边,用嘴和手栓着鱼线。当别人钓起肥硕的鲫鱼时,他急得满头大汗。王伟超也想罢手,有什么比野生的鲫鱼汤更美味呢,我也想就此停止追逐,总不能每次都空着手回家吧。
母亲走了过来,把我搂进了怀里,盯着她剔透耳珠的我有些失神。如果这世间有一种感情能抚平我的烦躁,那就是母亲的那个拥抱,浸透心怀的温暖如潮水般蓬勃,至今我都历历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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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的无奈后的心思。那股忧郁的对峙,黏浊得像锅里的浆糊,闷燥得莫名其妙。终于,熟悉的哭声直上云霄,我才松了口气,但又不知道为什么。
本来是赋予希望的田地,一下变成压在肩头的大山。我那时才了解到什么是三提五统,农民忙碌一年也得不来喘息,反而换来了贫寒交迫。这是98年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农业税。这突如其来的增收,让家里雪上加霜,为了给爸爸补交款项,家底被掏得一贫如洗。母亲一月千余的工资,一直用于还学校垫付的债。到了这个节点,几家本就不算富裕的远亲也在催。差不多小两万,让她变得一筹莫展起来。
王伟超有时候就
少年的报复自然没成人那么极端。我刚把鱼漂放到水里,王伟超就提着鱼竿猛打,水珠时不时飞溅在我脸上,跑进我眼里,弄得心浮气躁。一个抓一个躲,不一会我们都哈哈大笑起来,有时候人于人之间的欢乐就是如此的低趣味。
我转身,却不敢抬头,我不觉得做对了什么。人生是漫长的,没有什么获胜方。眼里通红一片,那个年纪的我,就深知了人生的复杂和无奈,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情。或许那就是成长的代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