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一直光着身子。她的马帮请镇里的头人帮着收马草，然后他们进来背出去。我后来想到他们为什幺总是带着虹，而不是牵一匹马来干这事。因为他们只要喊她一声背草去就可以了。马要卸货，她不用，她自己能背上肩，到了地方能放下地。跟着可以把马也给喂好。她除了能跟马一样背草，还能听得懂人话，还能用手干活，赶马人们就省掉了自己动手的麻烦。
在那之前我已经随队工作了一段时间，不算是新手了。我能自己走完山路——当然是空着手的。我有意落到队伍后边，跟虹姐走在一起。因为那时候队里只剩下了我们两个女人。
有了第一|最|新|网|址|找|回|---2ü2ü2ü丶ㄈòМ次就会有第二第三次。以后我常在镇里遇到虹。每次都是，她背着整筐的马草，弯腰低头，拖着手脚上的铁链蹒跚地走在土路的一边。当然
。
我再问她要做过什幺才会遭到那幺严重的惩罚？她就不肯再说下去了。
北部勘界活动开始的时候是由内地来的何静雅教授主持，她是建国后从欧洲回国的测绘专家。正是因为勘界队里都是男人，才把我调到这里来照顾她。她是个和气的老太太……当时我们年轻人是那幺觉得，不过现在想起来她那年也不过五十刚出头吧。
要不是这样，我以后肯定不会知道虹在一座跟厦门差不多大的城市里上过学，不会知道她在像我那幺大的时候也在革命，而且……她做过的事比我要多上很多很多。在以后的很多年里，外国女人虹成了一直压在我心底的一个记忆。我试着想像过，从她站在我对面的那一天开始，到以后跟我相处的那些时间，她心里的想法，我试着想过一个女人，是怎样地度过在那之前，和那之后的，很多年中的每一天。我会觉得自己全身发冷。恶心，反胃那样的冷。
随队的卫生员是军区来的，除了创伤包扎以外，接受过治疗高山病的培训，不过那也使他想当然地认为何教授是高山反应。他手忙脚乱地找药，我们还带了一套在当时非常宝贵的便携氧气瓶，被打在马队驮着的包里了，我们急着叫尼拉他们把马牵过来。过来的是虹，她从里边找出氧气瓶，稍稍犹豫了一下，就蹲在一边摆弄起来。她给气瓶接上导管，包里有酒精，她用药棉蘸了酒精给鼻导管消毒。那时候我们都没注意到这些。以后回忆的时候，我们才想到她是一直在旁边仔细观察何教授的。过了一会虹拽了拽我的衣服说，妹妹让我一下。她蹲下去解开了教授的领子，伸手到她的衣襟里边摸索着，取出来一个小瓶子。她对我说，给她吃这个。她用楠族话说：「心，心脏不好。」
我问过虹，在她的家乡里奴隶用多少钱能买到？她告诉了我一个不大的数字，我们还换算了一阵那该值多少人民币。我问那是不是说会有人把她买下，会把她赎出来？我希望她总有机会能够从这种处境里解放出去。可是她告诉我，其实在她的家乡并没有什幺真正的奴隶，她是说像她这样的奴隶。其实，那边的大多数土司和头人跟中国这边的情况差不多，他们家里的仆人并不就是像她现在这个样子。她说她自己是个犯人，一直被铁链锁着只是因为这个原因。
沿着盘山小路，呼吸沉重，步履蹒跚地攀登着哥公山脉的每一个勘界点，我们在路上有很多说话的时间。我们的队里有测绘专家，他们要在那上面确定界标的经纬度和高程。有那一个班的警卫战士，还有尼拉和虹的马帮。他们的马驮着我们的给养，衣物和帐篷，再加上测量器具。因为登上山顶的最后那一段路程往往是骡马都没有办法行走的，除了马匹我们还雇请了背工。山民们可以背负起一百几十斤的重量跟着我们走上一天，虹也和他们一样。
队里为何教授是备了马的，她突然说觉得不舒服，我转身去扶她，她几乎是立刻就伏到了我的肩膀上。我觉得她握住我的那只手又紧，又冷。她全身发抖，已经说不出话来了。
那天我已经知道，獐子镇的马帮去大理运货还没有回来，而因为山里气候的关系，我们不能再等了。头人找了虹的主人尼拉，我们这一次进山就是由虹他们跟随勘界队运送物资了。
她发病的那次是我们刚离开过夜的寨子，准备出发去第三个界标点的时候。
那是英语，说的是硝化甘油，治心绞痛的。我正好在教会中学里记住过这个词。这一下让我的脑子闷住了，我不知道该怎幺样地看待这件事，反正我只是知道，
我承认，我是看到她赤裸的大腿，和……屁股，那幺黑，那幺瘦的样子，艰难的扭来扭去的样子特别受不了。我不想赶过她，又没法看得下去。突然觉得心里特别的难过，我在路边站下等他们走远，只想大哭一场。
顿了一下她突然说：「Ｎｉｔｒｏｇｌｙｃｅｒｏｌ。」
我有几次在傈僳头人家里谈事，听到底下铁链响动就知道是他们来了。头人送我下楼的时候他们一男一女就走在我的前边，我看着虹抬脚，迈腿，脚腕骨头上边环着的铁圈看上去又大又沉，她每走一步都不光是用腿，用脚，她得扭转起腰的力量，去把那些磕磕绊绊的铁链条拖动起来。